夏斌力推金融改革开放

双周宏观经济分析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保持物价稳定列为2011年宏观政策的首要任务，表明通胀是今年的主要风险。

金融业的进一步改革与开放，是实现“十二五”目标的重要保证，也是应对当前宏观调控难题和外部压力的唯一出路。

防通胀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而今年的通胀成因较为复杂，既有国内外货币的因素，也有历史上价格扭曲的恢复、改革的成本、自然气候等因素的冲击。

央行已借助数量工具，甚至行政手段调控货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效果有所减弱，不得不扩大数量调控的范围和严格程度。

而利率等价格工具受国内外金融市场制约，空间有限。

但通胀毕竟只是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根本在于理顺经济运行。这需要借助货币政策等宏观金融政策，但又不能完全局限于此，应推动包括利率市场化、直接融资市场等金融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

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世界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人民币既要一定的区域化来应对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同时也要应对国际热钱的大量跨境流动。

虽然中国通胀预期强烈，但国际社会对人民币仍存在升值压力。

这种状况与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有关，一旦形势发生变化，情况可能会出现逆转。防范风险的根本之路，在提高中国金融市场的灵活性，金融系统保持有限的全球化。

可见仅仅借助宏观调控工具，其应对空间已相当有限，风险加大。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跳出现有的怪圈。

金融领域改革的核心，是国内金融的充分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的有限全球化。

但在当前复杂环境下实现这两项风险较大的转轨目标，需要政策的很好搭配衔接。为此，需尽快明确金融改革开放过程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金融改革开放要以经济为本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加快金融改革与开放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如果处理不好，同样会给国内经济稳定带来冲击。

把握金融发展的首要原则，不能为自身的开放而开放，也不能为自身的改革而改革。即在具体工作中，不宜脱离经济发展需求，对金融改革开放设定独立的具体目标。

在国际上，发展金融业，确实既可以主要为实体经济服务，也可以相对独立发展，并构成GDP增长的重要来源。

但是，对于持续高增长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而言，实体经济仍是决定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

因此，必须始终坚持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发展原则。

即使在强调当前中国金融总体发展不足或“滞后”的阶段，也应尽力避免单纯为了追赶世界其他金融中心城市，或世界上“现代金融”中最新金融产品和技术，不顾实体经济的需求，进行简单的模仿与照搬。

例如，在贷款行政控制仍艰难实行的阶段，不讲条件地去加快推进某些高杠杆性产品等。

“高杠杆”产品应谨慎引进

世界上多个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的教训证明，在转轨时期，由于金融开放的节奏、次序把握不好或者政策部署衔接配合不好，在引进一项新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技术时，往往导致货币失控和宏观经济失衡。

这其实并非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技术本身有问题，而是由于政府对转轨、渐进改革复杂性估计不足，政策衔接配合不够娴熟所致。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引人深思：即使在一个市场经济高度成熟的国度内，宏观调控技术娴熟，然而由于放纵了大量“高杠杆”产品，同样惹成了大祸。

这不是一概反对引进“高杠杆”产品和各种金融衍生产品，而是应该强调引进的目的、引进的时机，强调引进时国内是否存在相应的环境与土壤。

特别是当一国货币调控还主要依赖信贷行政规模控制时，因其他原因所致，货币与信贷又正处于失控局面时，此时如急于大量引进银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无疑是对货币调控“火上浇油”。

金融转轨应动态协调

中国经济总体上仍然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带有转轨、渐进的经济特征。

转轨、渐进带来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一项新的市场化政策措施的推行，有时单独来看、从大方向上看，都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在复杂的经济体系中，有的领域改革快一些，有的领域改革慢一些，不同领域的市场化措施与非市场化措施，在行政推动下融合，处理不好，就会造成宏观经济总量的失衡。

另外，同样是推行一项充分体现市场化的金融改革措施，但由于整个金融市场结构或者金融体系自身的不尽合理，而非其他经济领域存在问题，同样会对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不利的后果。

因此，金融改革开放中，讲究节奏、次序的合理和政策部署的衔接配合，是转轨经济的必然。

计划与市场是两种并行不悖、难得兼容的机制，各有其不同的控制手段、反馈系统和内在制约力。改革必然会引起对原先计划运行机制的干扰，同时会使新生的市场机制“失真”。

当然这本身不存在是与非的界定。只要宏观决策者清醒地认识这一点，认真研究其“咬合点”和“摩擦点”，就可以做到既不影响经济的发展，又推动了改革，在改革中发展经济。

在今后十年的战略过渡期内，要把握好金融改革开放中合理的节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衔接配合，重点要突出关注新历史阶段金融开放中三大核心内容之间的动态协调，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第一，钉住以贸易伙伴国货币为主的一篮子货币，真正实现市场可信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是汇率机制改革的方向。

但是，从长趋势看，在小幅波动中始终保持人民币有略微升值的压力，有助于快速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而且，这也有利于降低企业在区域贸易内选择人民币作为计价和支付手段的汇率风险，有利于人民币逐步成为东亚区内货币的“锚”和东亚区的主导货币，使人民币能逐渐实现在世界上具有价值储藏的功能。

第二，在完全放开资本账户管制之前实行灵活汇率制度的国家，所获得的中期效果比较好，而在汇率严重失调的环境下，资本账户管制的效果会大打折扣。

鉴于此，在汇率小幅波动和逐步扩大浮动区间的过程中，视经济发展动态，仍应不排除在必要时，选择较大幅度的、一次性的汇率调整，使汇率以基本反映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

第三，虽然人民币全面的国际化，需要以货币的完全自由兑换为前提，但是在初期，两者完全可并行、交替推进，在并行、交替发展中相互促进。

即在资本账户存在一定管制的情况下，通过其他政策的支持，并不影响逐步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

同时，随着人民币区域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也给逐渐放宽资本账户管制下的资金进出通道提供了条件。

第四，资本账户管制的宽窄或松紧力度，是体现汇率政策的一部分，是汇率制度的一种补充。

同时，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又可以减轻局部资本账户管制的一定压力。

金融对内市场化是关键

一个好的、稳健的、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框架，首先是建立在一国对内充分的金融市场化，内部扭曲关系得以纠正的基础上。

在中国当前，事实上，抑制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是国内的金融压抑而不是金融的对外开放。正是不适当的金融压抑才容易产生资源配置的扭曲，引起国内泡沫的生成和破灭，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增长。

目前国内金融业的“滞后”或者说发展不足，恰恰是制约中国金融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主要因素。

不管汇率改革，还是资本流动管理，之所以不能以较快的速度推进改革，主要原因是国内经济、金融结构的不相适应。

因此，在中国金融改革总体进程把握上，当前尤须强调金融的对内改革开放要优先快于对外开放。

在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中，必须清醒认识到，时下国际金融市场的游戏规则，基本是由国际主要储备货币国家所决定。货币与金融运行具有规模、网络效应与惯性。

中国如果不顾国内金融的开放程度，一味追求速度，完全按照已成习惯的国际市场规律运作，在参与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金融弱势国家很难赶超金融强势国家。

尚存资本管制的人民币地位又决定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一切运作，很难跳出美元的主导局面。

加上中国还存在其他大量的金融管制和扭曲，还需要在规则层面进行不断的调整，人民币更难跳出美元主导的框框。

总而言之，在中国的金融开放次序上，要全面服从于本国基本的经济利益和长期的、赶超性的战略利益，不能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要求和压力所左右，而必须要体现大国经济复兴的总体意图。

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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