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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公私观念

发布时间:2021-01-25 14:50:01 阅读: 来源:全毛厂家

中国的公私观念

2010 年的7月13日,当代中国学研究学者沟口雄三的遽然离世,给中日两国的知识界所带来的冲击与哀痛都是真实而深刻的。在沟口雄三辞世一周年之际,三联书店推出了沟口雄三的《中国的公与私•公私》等四本著作,为中文读者进入沟口的学术世界提供了可靠的途径。  这位对当代中国学术界影响较大的日本学人,1932年生于日本名古屋,战后考入东京大学法学部,后转入文学部中国文学专业,专攻鲁迅、赵树理的文学作品研究。毕业后经营家族企业事务,十年后再度转入学界,任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其学术研究不仅在日本享有盛名,同时对近几十年世界汉学特别是中文学术界研究有重要影响。他晚年积极促成“中日知识共同体”的建立,为中日知识界的相互理解耗费了大量的心血。  沟口的学术生涯,早年以明清思想史为开端,但其后逐渐将上自宋代,下至清末、民国、当代中国时期全部纳入视野,在对中国前现代进行展望的宽广立场上,进行整体性研究。通过毕生的学术努力,他建立了一个关于中国近世与近代思想史解释的整体性图景。对沟口而言,中国代表了一种思维、一种方法,是作为抗衡欧洲近代叙述霸权的思想符号的转换。  中国的“公”与“私”   《中国的公与私•公私》被认为是沟口学术生涯中的承前启后之作,也充分体现了沟口开阔的历史眼光和邃密的考证功力。从这本书进入沟口的学术思想世界也许是最为便捷的途径。  这部著作的中心内容议题是中国的“公私”概念的特性,与日本、西欧同类概念的比较,以及这一概念与天观、理观等概念既相联又相对的辩证关系。在沟口看来,中国的“公”与“私”的概念没有发展成西欧意义上的以自我权利为核心的契约关系,也没有发展成为日本式以共同体为绝对前提的地域性意识。沟口在运用语源学、训诂学为工具对之进行令人信服的考证、分析之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公私结构与西方、日本的结构不同,它们之间不存在对立关系,反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从古到今,中国社会对于“公”的理解,很重要的角度是把“公”视为以协调为前提包容性的,它的目的并不是以契约为手段来保证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中国的“公”强调的是公平与公正。与此相对立,中国的“私”就具有了道德上的负面意义,这就是天理观在绵延到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同时也是与西方、日本的大异之处。  沟口特别拈出日本的公私观念进行比较,强调“私”在日本社会不具有道德上的劣势而可用于第一人称,“公”、“私”是两个截然分开的领域,日本观念里的公私不存在伦理色彩,二者之间只存在上下关系而无内在联系。日本的“公”的概念不具有普遍的原理性格,它虽然相对于“私”而言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是这权威只意味着官府的事务,顶端是天皇,没有高于天皇的公理。所以对于日本人而言,“公”的范围仅仅限于日本国内部的领域。而中国最主要的部分与公理相连,高于政府也高于国家。  公私观念对近代革命的影响  在沟口的学术视野里,中国的公私观念解释了中国现代性走向的独特路径。即从明末清初的乡村结构变化导向辛亥革命的发生,再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进行的改革开放。  首先,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可称为“连带的公”的公共性,其道德主义的特质一直持续至近代,并规定了辛亥革命思想的基本性格。在传统中国对天下公共性的志向讨论中,就蕴含着超越近代民族主义的可能,这也是辛亥革命的目标很快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的根本原因。  在本书的《中国的民权思想》一文中,沟口确凿指出,中国民权思想的发展过程,即明末清初出现的反君主论、地方分权是一种中国式民权思想。到清代及近代,欧洲民权概念传入后,传统民权思想与外来概念相互作用、激荡,终于在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国民权、生民权为代表的民权思想。  其次,富裕阶层在向皇帝要求自己的“私”的同时,又通过以“公”来包容这一“私”,在社会性欲望中相互否定了利己主义,从而创造出足可与福利国家相媲美的“公”。沟口认为,在宋代,是士大夫一己内的道德性的“公”,即视人己为一主观性的“公”,但到了明末是作为万人要各得其所的社会性的公法,而这一公法出于传统的天理自然观念,将廓然大公、万物一体看作是先在的天理之自然。  中国独有的近现代思想——民生主义,是在近代的平等思想渗透后,继承了万物一体的天下共和式和谐,从而产生的天下之公概念的发展。这一思想状况易于朝向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社会主义易于与传统思想结合,或者甚至可以推定,中国之“公”的传统因其包含着天下整体性,本来带有社会主义的基因,20世纪中国革命经过几重波折最后走向社会主义也就顺理成章了。在沟口的学术视域里,从宋代朱子  学开始的天理观等等哲学观念的转换,从明末开始的田制改革和乡村自治运动等社会形态的变化,构成了绵延至今的中国历史的潜在流向。  由此看来,辛亥革命也并非一个突如其来的反清革命,它是至少从明末就清楚地呈现基本轮廓的漫长社会革命暨乡村自治运动的最终到达点,是乡村自治运动的自然完美的结束。  随着整体国力的增强,中国的重新崛起已成不争之事实。沟口雄三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近代是在与西方接触并接受之后在中国本土再现的,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西方冲击所带来的,实质上还是内部生长的基础所致。从这条脉络上来看,李卓吾、黄宗羲是几百年之后的康有为、孙中山的先驱。在历史深层的动力推动下,他们其实都在朝着一个方向做功。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八十年前的陈寅恪委婉地表达了对彼时正充当侵略工具的东洋学、支那学的复杂微妙的情绪。而半个世纪以后,沟口雄三这样的战后新一代学者以他们的理念与行动,来反省、承担、化解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的纠缠的误解与仇恨。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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