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家族墓园的千年沉浮_[#第一枪]

吕氏家庙遗址是墓园组成的三要素之一，也是2010年考古发掘重点。调查结果与文献记载皆表明其遗址应位于五里头小学校内，7月13日家庙遗址发掘开始，发掘面积700平方米，通过6个月详细认真的清理，共发现具有叠压、因旧利用关系的房屋基址7层、14座，提取标本500余件，包含现代、近代、清代、明代、北宋五个时间段。

遗址位置主要分布于学校教学楼北，第一层房址：揭去地表土2~3厘米即可见，仅余基础部分且扰动严重，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下层遗址基础上所建小学教室，分北、南两座，编号：F1、F2。三开间式，每座面积为100平方米左右，两座间距9.5米。墙基两侧护有石条，包含物中出现玻璃球、塑料袋等。

第二层房址：面积向南扩大，为四进院式，与第一层在同一平面上，发掘自北向南共清理三座正房及两座厢房、一面窑洞，北边正房编号F3，中间房编号F4，面积、规格基本同上期，南房编号F5，五开间式，该时期房屋于七、八十年代陆续拆毁。据载第二层建筑起于清末1901年至民国初年。

第三层房址：叠压于F4下5厘米处，三开间式，编号F6，包含物中见乾隆通宝、嘉庆通宝及清代典型瓷片，故定为清代中期建筑遗存。

第四层房址：仍为一座房基，与第三层建筑共存于同一地层中但有先后之分，编号F7。位置在紧贴F6北墙外，三开间式，房屋底部正中贯穿南北向砖砌引水暗沟一条。地层关系认定其早于F6，包含物中有清代早期瓷片，应属清代早期房址。

第五层房址：位于F3之下4厘米处，为房屋基础一座，三开间，编号F8，面积约100平方米。堂屋正中北端以土坯垒砌祭台一座。屋外南部正中对应一卵石砌成路径，该建筑在地层关系上早于F7，出土大量明代瓷片、瓦当、滴水，等故推断为明代晚期。

第六层房址：叠压于F8下45厘米处，编号F9，三开间式，中堂设土坯祭台，建筑坐落于下层遗址所建夯土台上，土台南、北有包砖。夯土台下堆积大量筒瓦、板瓦、滴水、瓦当等建筑残件，地层与包含物皆显示遗址属明代早期。

第七层房址：直接叠压于F9下，编号F10，五开间式，北部尚留柱础遗迹两排，高台建筑，台边沿有青砖包砌，设南、北两条通道，南边之道进入正殿、北边慢坡道乃神道起始，有两侧放置石像生所遗方坑与大量破碎青石片为证。神道向北延伸与墓地中轴线重合，汉以来墓园神道设置始终遵循这一规律。包含物与地层关系均表明其为北宋较晚时期，应为吕氏兄弟所建家庙“吕氏庵芸阁寺”遗存。

吕氏家庙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孤立存在，为此于发掘后期对遗址周边区域再一次做了踏查与详探，最终发现墓园西兆沟向东南方斜下将家庙遗址包含其中，但东兆沟已完全叠压在村落之下，无法勘探与发掘，只能按照中国建筑以中轴线为准左右对称的布局原则推测出东兆沟大致方位与走向，由此得出墓园兆域与结构之整体布局图。

目前资料整理虽未开始，但四年的考古工作实践使我们对整个家族墓园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与初步的研究，可概括如下：

1.吕氏家族太尉塬墓园是迄今已发掘的最完整的家族墓园，它的三大组成部分应代表了北宋家族墓园的基本构成因素。

2．墓葬群以墓园中轴线为准，纵向排列关系，为 “长子长孙”系列，体现和强调了“长房”为大、“长房”为家族主脉络的主导思想；同辈人的横向排列关系仍以中轴线上“长房”为中心突出体现年长者尚左的观念意识。著名的吕氏四兄弟均为理学家，以研究《周礼》见长。所以吕氏家族墓葬排列制度应体现了北宋理学大家们对《周礼》的分析体会、研究推敲，是其心得的结晶与成果。

3.对比中轴线上三座墓葬纵剖图可归纳其特点如下：从早到晚墓葬深度递增；从早到晚墓葬形制趋向复杂。所以吕氏家族墓葬形制的发展演变是考古类型学的清晰范例。三座墓葬中随葬器物组合规律为：随葬品均为实用器物；从早到晚酒瓶、肉罐、饭碗作为随葬物主题一直被沿用；从早到晚随葬品数量、种类越加丰富多样，第二代墓增加了粮罐、文具、古玩，第三代墓又增加了茶具、妆具、水具，餐具细化、加入碟、箸、勺；从早到晚随葬器皿质地、做工明显提高。

4.通过对出土墓志的研究，明确了大部分墓主名讳，为家族墓地排列提供了珍贵而确凿的证据；同时也为研究其家族渊源、延续、发展脉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志文中还涉及北宋吏制、科举、文坛名士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北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重要依据，是难得一见的宋代人撰写的文字资料。

5.出土的大量随葬器物均为墓主生前用具或珍爱物品，就其用途大致可分为餐具、茶具、酒具、香具、文具、妆具、储具、礼器等，从多个方面、不同角度较完整的反映了北宋贵族士大夫阶层的精致富足而不奢华的日常生活。

6.吕氏太尉塬墓园东2.5公里处为吕氏家族世代居住地，现名桥村，村内二百多户吕氏村民皆属北宋蓝田吕氏后人，早年曾有家谱流传，至今岁末年初尚有祭祀活动。这种千年来居住点与墓地距离近、关系明确，亲情延续不断的家族在国内亦极为罕见。

7.吕氏家庙遗址的多重叠压、多次拓建表明，北宋之后历代统治者尊崇儒学，以此为思想领域的统治纲领，对吕氏家庙的每一次重建扩展都是政府行为，都是当权者倡导儒家学说的行为表现。对研究古代思想史具有一定价值。

8.吕氏四杰中大临生卒年岁不详，文献记载说法不一，《吕氏遗注集校》615页有范青为吕大临撰写墓表铭一篇，其后载祭文一篇，开头是“呜呼！吾十有四年而子始生。”文末提及“嗣子省山实为丧祭之主，……”大忠乃蕡长子，卒于元符三年（1100年），享年七十六岁，生年当在天圣二年（1024年），是兄弟排行中最年长者。四第大受与其相差十三岁，六第大观较之相差十九岁，均与十四的年龄差距不附，唯五弟大临可具备该条件；而省山乃呂大雅子，元祐八年初过继于大临，此条大雅墓志中记载清楚，故证实祭文乃大忠为大临而作，如此推算，大临生于宝元元年（1038年），卒于元祐八年（1093年）。其墓中随葬石墩腹部铭文中“元祐八年”的记录亦可用为佐证。从而明确考知大临生、卒年月及五十五岁之享年，补校文献记载缺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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